王以华:中国企业国际化亟需双向配套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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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狐财经讯 6月10日，“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中国企业战略与发展论坛”在清华大学举行。清华大学经管学院企业战略与政策系教授王以华在论坛上演讲表示，中国企业国际化当前亟需双向的配套政策，一是内向国际化宏观和微观政策，另一是外向的宏观和微观政策。以下是演讲实录：
　　王以华：各位嘉宾大家好，今天讨论的问题是从联想出发，但是是一个涉及到中国企业在本土和在国际上生存空间的一个问题，我的题目叫做中国企业国际化中的身份识别与实际控制的问题。

　　我的报告分研究背景以及三个角度的建议，回顾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中国企业的国际化道路，我们认为经历了两个阶段，即改革开放的初期和中国加入WTO以后，事实上呢，又是在两个空间，本土和国际舞台上展开的，中国企业的国际化呈现了鲜明的二维的特征，首先，内向国际化也是获取战略的核心资源或者其他的利益，外向的国际化也是为了获取核心的资源或者国际市场，我们经过两条路径，内向国际化在本土通过合资、代理、技术引进、战略联盟等方式实现，外向的则是通过出口、直接投资，海外的战略联盟，甚至是兼并、合并这种方式来实现。

　　那么国际化的绩效怎么样呢？我们说总体有正面的绩效，但是同时我们也遇到了种种的问题，也有一些负面效应。那么我们感觉到，中国企业的国际化事实上当前急需双向的配套政策，一个是内向国际化的宏观和微观政策，一个是外向的宏观和微观政策。目的是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在这个过程当中双向的政策应该实现公平，即竞争环境和成长机会的公平，与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公平，实现国家、企业发展，国家安全与企业安全的平衡。

　　问题是怎样提出来的呢，联想兼并IBMPC事业部以后事实上遇到一个身份的尴尬，国际市场上它遭到了美日欧市场的阻力，中国国内由于它的股权比例和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政府采购政策，国货标准等方面都遇到了问题，中国的国际化企业是否还有提升的空间。

　　我们的民族企业股权结构的改变使它丧失了控制权，被外资收购或者控制，民族产业领袖是否还有成立全球公司的成长机会，这是我们提出的第二个问题。

　　面临这样的两个问题我们发现，事实上无论是从政策层面还是企业层面，谁是中国企业，这个问题是不清楚的，身份是含糊的，难道在华注册的国际公司就都是中国企业吗？那么在海外注册的本土上市公司就不是中国企业了吗？国家的预算到底面向谁，扶植谁，问题是复杂的，思路是混乱的，政策也相当滞后，而且可以说是自相矛盾的。

　　于是产生三个命题，第一关于国际化方面，政策到底基于什么原则，第二如何识别一个企业的国际身份，第三中国企业在跟国际化合作过程中，如何去掌管自己的实际控制权。

　　那么我们的团队包括魏杰教授等，我们的研究方法是三条线并进，首先梳理国际法规，建立理论框架，通过企业年报和案例收集，第三，通过梳理国内相关的政策法规和专家访谈，最后提出政策建议。

　　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关于国际化管理的二维模型问题，那么首先谈到，07年7月26日出笼的这么一个法规，它提出了在研究什么问题，这个法规旨在改革外国投资委员会明确它的结构任务，工作程序和职责，确定它的工作程序和具体职责，加强外资并购安全的审查，08年4月28号美国财政部又在网上公示了外国法人收购的条例，给45天评价期。它们要建立外国投资的委员会，规定财政部长、司法部长、国土安全部长、商务部、国防部长、国务卿和能源部长在内的诸位部长组成外国投资委员会，总统有干预的权力，并且有35天和45天等等规定，并且要求他们必须包括，如果总统签字也比较申明他为什么签订。

　　这个里面明确了什么叫做外国政府控制的交易，指任何可能导致美国企业被外国政府或者个人所控制的交易，明确规定什么叫做外国实体，什么叫做外国政府，什么叫做外国公民，最后界定什么叫做外国法人。任何受或可受外国公民或外国实体控制的实体。什么叫美国企业？在美国从事跨州经营企业的实体，不管控制人的国籍如何，因此明确区分了美国企业和外国法人的概念。界定了什么情况之下这个企业是外国法人，什么情况之下既是外国法人又是美国企业。

　　美国的安全法案引起了我们的思考，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以改革稳定发展为中心，中国的开放度是否适中，经济发展与国家安全是否平衡，国家如何正确引导和管理中国企业的内向国际化与外向国际化活动，根据我们对各个部委的访谈，我们产生了二维的模型，以高中低划分可以产品九个不同的向限。

　　例如通讯、电力、能源行业，属于国家安全行业，有重要的政策，计算机行业，联想在商用和军用领域里面应该是有区别的。

　　我们需要建立关于国际化的配套体系，遵从双重原则，进行两类分类，同时把产业分成九种类型，主要是实现民族伟大振兴，我们建议成立国家级的投资委员会，参照美国的法律，组建我们的委员会，制定我们的程序、职责、规范，同时制定系统的防范措施和细化的细则。

　　第二建立企业的身份识别系统，宏观层面我们急需明确什么叫中国企业概念，当前我们的概念是混乱的，例如鼓励自主创新的政策提出各种各样的概念，国家的外商投资企业，国货企业，标准相当混乱，因此政策肯定是自相矛盾的，那么我们在梳理国际上的传统的法规和包括各国和著名的国际组织的法规的基础上，我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传统的识别国际身份的这个标准有两个，一个是属地因素，什么地方注册，什么地区上市，还有就是股权因素，持有股份的人的国籍，但是这个鉴别是为了纳税为基础。

　　安然事件以后，理论界进行了大量科学研究，告诉我们资源布局、人员结构、品牌因素、文化因素和专利因素都是可以作为国际身份识别的标准，于是产生了我们这样的识别身份系统。

　　上面两个方块是传统的，核心的是实际控制权，同时要考虑到专利资源布局，文化品牌的因素，我们根据这样的理论模型进行了两个案例研究，系统地梳理了四个国际公司，标致、雷诺、三星和诺基亚。若干个中国公司，华晨、上海实业、中兴通讯，我们用这个模型去鉴别它的时候，我们发现在属地因素上，我们有在纽约、香港等地上市的，在百慕大、香港注册的公司。

　　我们把跟联想在一起的竞争对手做了一个分析，结果是一样的，惠普、戴尔无疑是美国公司，宏基无疑是台湾公司，同方、方正无疑是大陆公司，而三星无疑是韩国公司，索尼无疑是日本公司，得出的结论，这个识别技术理论上是先进的，合情合理的，也是符合实际的。

　　从企业国际身份我们过渡到企业采购的国货标准问题上，当前的法律法规中，由于没有关于国货和本国供应商的规定，因为很混乱，我们中国的政府采购当中是全世界采购国际货物最高的国家，我们认为国货理所当然首先是中国企业，确定国货需要双层标准，首先考察产品和服务是不是中国企业提供的，然后再看服务构成当中的本土因素，因此形成国货的标准。

　　微观层面，我们认为企业要加强对自己实际控制权的管理，我们需要外国的资源，无论是内向国际化还是外向国际化，我们都需要跟外国企业合作，但是这个过程呢会经过前期的准备，契约的谈判和资源整合与运营三个阶段，我们注意到，契约的谈判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因为这里是用法律规定来保证我们在运营和整合阶段的中方的利益。

　　众所周知，任何合作都需要实现资源之间的互补，资源的价值将决定我们的发展，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从企业独立发展的意志和对互补国际资源的需要来划分，我们会看到，当两者都非常强的话，经常会产生产权的战略联盟，例如联想、上海贝尔、万向美国等等，当我们独立的意志不强，同时需要对方的资源的话，就会产生一个接受产权兼并的方式等等。

　　国际契约双方彼此的信任，程度高低，彼此间互补性、属性，这对我们的合作模式直接有影响，越是隐形知识越是经过长时间，否则我们就会采取试探型的项目进行合作。

　　而双方在这个过程当中受益与我们在这个合资当中的地位和控制权，以及我们提供的互补资源的价值有直接关系，如果我们起初提供的土地是在贬值，而对方关于技术、关于管理的价值依然在提升，中方就很难得到一个很好的收益。

　　国际战略联盟中的行为与我们的加盟的风险和成本，以及资源和共享价值的大小有关系，这个前途与双方的互补性和大家在联盟中的安全感有关系，如果说安全感很弱，互补性又很差，就会消亡，只有互补性很强，同时又安全感的企业才可能在稳定中兴盛。

　　我们希望中国的企业去利用已经存在的大量的法律工具，在制订法规的阶段维护自己的实际控制权。

　　中国企业已经开始学习通过股权的结构或者其他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实际控制权，具体的例子就不讲了，上海贝尔是一个五十减一加五十减一的方式，实现了双方在卫星和海底光缆以外的全球技术共享，那是通过法律规定保证下来的。

　　同样中国玻璃控股和鸿毅投资的合作，让外国公司仅仅以9.9%的股权参股，今后如果它要收购这个企业的话必须保证中方两个合作团队在这里的经营权。

　　我们认为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安全，是中国在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理性中不能偏废的侧面，如何在中国企业国际化历程中强化国家的政治和防务防线系统，维护中国企业在国际空间的成长权利，需要制订分配的政策法律体系，企业国际身份的识别系统，科学合理，反映了理论前沿并符合起实际。

　　谢谢大家。